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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新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事业与新中国的改革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走过70年极为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一、以奠定基础为主特征的创建阶段（1949年-1956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设立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领导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1949年11月1日，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开始办公，旋即着手建立新中国对外出版发行队伍，开展国际出版交流与合作。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引进的大多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书刊，而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相对引进的比较少，并且其中多是科技类书刊。

1949年12月，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开始用英、法、俄、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世界语等7种文字编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同时也出版了一些其他题材的图书。但出版的规模不大，无论是出版图书的品种和语种还是印数都十分有限，发行量也很小。

1951年全年出口外文图书约4万册、中文图书约5万册。1952年2月12日，新闻总署撤销。同年7月1日，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使外文图书出版有所发展。1953年全年出口外文图书约33万册、中文图书约11万册，其内容主要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单行本，古典文学作品，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儿童读物以及专为外国读者编写的时事政治性小册子等。

1949年12月1日，隶属于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领导的国际书店在北京成立。1950年7月1日，国际书店北京分店门市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开业。之后，又分别在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设立了国际书店分店。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颁布《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国际书店实际成为统制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关”。

这一时期，我国与国际出版界的直接接触不多，仅有数次对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的访问，任务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出版图书。同时，国际书店还代表我国各个出版社参加了莱比锡、法兰克福、莫斯科以及在欧洲、美洲、亚洲等地举行的国际书展。

二、以发行政治理论书刊为主要特征的外宣阶段（1957年—1965年）

1956年1月，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社会各界对外文科技书刊的需求迅速增加。为了适应这一形势，1958年，新华书店系统专门设立了外文发行所和外文书店。同年5月1日，国际书店北京分店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外文书店。其后，全国许多省市区新华书店外文部陆续更名为外文书店，也有少数地方外文书店仍沿用新华书店外文部的称谓。到1959年年底，国际书店已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业务关系。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继续对抗，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外交实行与亚非拉国家友好“一大片”的政策。我国出版对外交往的重心转移至对外宣传工作上，书刊出口多为政治理论书刊，更多采用非贸易方式，输出地多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基于此，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进行了改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作为国务院直属局，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1964年1月，北京市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合并，成立了中国外文书店，负责我国出版物进口业务，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国际书店更名为中国国际书店，负责我国出版物出口业务，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到1965年年底，全国各省（区、市）外文书店或新华书店外文部，共有100多个门市部，职工总数约800人。

三、以出口毛泽东著作为主要特征的输出阶段（1966年—1975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国出版对外交流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国际书店、中国外文书店以及各地涉外书店的许多业务骨干或被下放或被遣散，对外发行机构进一步缩减。197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外文发行所并入中国外文书店。1973年1月，科学出版社第二出版部光华出版社与中国外文书店合并成立了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在“文革”期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先后用18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发行外文版毛泽东各类重要著作40多个，300多万册。这些书籍在全世界广泛发行，被公认为权威译本。同时，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些重要著作的译本。

四、以合作出版为主要特征的重启阶段（1976年—1991年）

1976年10月6日，“文革”宣告结束。1978年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标志，我国出版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确立后，我国出版界重启对外开放大门。这其中，与外方合作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常用的方式。1979年，经国家科委和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少儿百科全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社与外国出版社首次合作出书。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了大型工具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南斯拉夫评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型投影画册《中国》。此外，像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英汉双解牛津初级英语学习词典》等，在我国都很有影响。

这一阶段，我国还派员参加了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国际书展、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伦敦国际书展、纽约国际书展等各种大型国际书展或博览会，与国际出版商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1986年9月5日至11日，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书展——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5个国家和地区、1055家出版单位参加了书展。

五、以引资合资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1992年—2002年）

随着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和同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进入了更加开放的阶段。

在书报刊印刷、音像制作、光盘复制领域，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一批中外合资印刷企业；中国唱片总公司与镭联美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新大陆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与日本JVC公司合资成立了光盘复制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新西兰谢博特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中新文化教育有限公司等。

在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发行领域，1994年，佛山青年服务公司、中华商务贸易公司与香港三联书店合资创办了佛山联合图书有限公司，销售内地版出版物和联合出版集团（香港）的出版物。1995年，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合资建立了以图书俱乐部为业务的发行企业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直接开展书报刊发行零售业务，其拥有会员和销售数量一度令人瞩目。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出版业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阶段。德国的贝塔斯曼、美国的西蒙·舒斯特、英国的朗曼和日本的讲谈社等60多家外资企业相继在我国大陆设立了办事机构。随着印刷市场的放开，大量外资和港台资本涌入内地市场，尤其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我国成为国际印刷的重镇。

六、以走向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为主要特征的开拓阶段（2003年—2012年）

自2003年开始，出版业把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瞄准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渠道。2007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扶持新闻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措施；2011年4月，又颁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并于2012年1月公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

随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一大批工程项目相继出台。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支持和鼓舞下，出版单位积极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

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出版发行的小说《狼图腾》，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在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输出方面，2007年至2011年，“中国知网”机构用户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数量达1200多家，用户类型包括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公共图书馆、企业等；在出版物发行方面，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与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合作，将我国精品外文图书在该集团遍布欧洲、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的100多个机场、350多个火车站、330多个地铁站和450多个商业中心落地销售。

自2005年我国第一次组团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以来，参展人数和版权输出都逐年增长。特别是2009年我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设立了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海外举办的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最大的一次出版交流活动，我国参展的出版机构有272家，展品上万种。在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来自我国180余家出版社、1万多种图书、300多场活动、1859多项版权输出汇聚于2019平方米的展区，在英伦半岛刮起了“中国旋风”。经过多年培育，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已成为与纽约书展、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并列的世界四大书展之一。

七、以丝路书香工程建设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2013年至今）

为配合“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年底，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由此，出版走出去的对象目标，不再局限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也关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丝路书香工程的实施，在英文版权贸易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他语种特别是小语种版权贸易实现较快增长，语种结构也不断改善。一批解读中国梦、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图书、文学图书、少儿图书、历史图书、对外汉语教材等占据了重要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引入本土化运作机制，通过当地的翻译、出版人才来推广我国优秀的出版物。

这一阶段，除继续参加法兰克福、伦敦、纽约、博洛尼亚等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我国还先后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新德里、开罗、加尔各答、突尼斯、阿布扎比、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等丝路国家所举办的国际书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始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传播中华文化，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坚持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许多重大成就。

一、认识：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交流更多的是采用对外宣传、非贸易输出的方式，出口重点是政治理论书刊。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1958年明确提出，国际书店对外发行要配合国家外交斗争，1962年又提出对外发行要配合国际革命运动。“文革”期间，甚至提出对外发行要促进世界革命。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上，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也从对外宣传转向对外传播，更加注重于贸易的方式和途径。1949年和1950年，我国图书出口都是空白，直到1951年才有约9万册。而到2017年，我国图书出口达到1512.62万册，是1951年的168倍。从1997年出版物进出口有完整统计以来，到2017年，我国出版物累计出口由499万册（份）增长到1873万册（份），金额由1232万美元增加到6188万美元，21年出版物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增长了275%和402%。同时，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小。从2004年版权贸易有完整统计以来，版权输出从2004年的1362项增长到2017年的13816项，版权引入与输出比从2004年的8.6∶1缩小到1997年的1.3∶1。

二、动力：从“让我走”走向“我要走”

改革开放前，出版物进出口经营都实行国家掌控，委托国际书店独家经营。1964年1月，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分开，分别由中国外文书店和中国国际书店负责。1973年1月，中国外文书店改组更名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改革开放后，国家分别于1980年10月22日成立了经营出版物进出口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于1987年5月3日成立了从事外国教材和教育书刊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总公司。1981年1月1日，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更名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增加了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业务；1981年12月16日，中国国际书店改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增加了外国出版物的进口业务。此后，国家又相继批准设立40家具有进出口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取消了出版物出口经营的限制，任何单位甚至民营企业均可从事出版物出口业务。但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出版单位实力有限，境外经营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外向型出版人才尤其是从事海外投资和经营的人才缺乏，不少出版单位走出去的积极性不高，内在动力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使出版单位获得极大的支持，激发了走出去的内生动力，走出去积极性和自觉性得到很大的提高，由过去的政府推动“让我走”转变为企业主动“我要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出版企业在境外运营的各种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达到460多家。

三、内容：从以传统文化为主走向讲述当代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对外交流更多的是国家任务、政治宣传。改革开放初期，所出口的出版物偏重于武术、中医、饮食、旅游等传统“四大件”，偏重于对传统作品的汇编选编，对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解读不够，对当代中国文化介绍和阐释不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想什么做什么、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一批出版物纷纷走向海外，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一批著名的作家凭借其代表作走出去，获得国际大奖。这些出版物讲述了中国的精彩故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描绘了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

四、对象：从周边国家走向欧美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版物输出地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初期，输出基本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以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日韩、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2004年，我国版权输出仅有1362项。其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欧美六国版权只有57项，仅占总输出的4.2%；而输出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和地区版权为1235项，占总输出的90.7%。

2003年以后，我国加大了出版物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力度。2017年，我国版权输出增至13816项。其中，输出到美国等欧美六国版权达到3011项，占总输出的21.8%；而输出到中国香港及日本等国和地区版权为4586项，占总输出的33.2%。与2004年相比，2017年输出到美国等六国版权无论数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明显上升，而输出到中国香港及日本等国和地区的版权数量与所占比重都呈现明显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在继续对欧美主流市场实施走出去的同时，更加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我国面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输出数量达到近4500项，占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涉及近50个丝路国家和地区。

五、载体：从以纸媒为主走向与数字媒体并举

改革开放前，我国出版物传播载体主要以纸媒为主，几乎谈不上数字化。而当今以数字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出版对外传播的载体更加多样，传播渠道更加畅通，传播能力不断增强。当前，以网络游戏出版、手机出版、互联网出版、AR/VR出版等为标志的新型出版业态异军突起，一批大部头、专业性强的出版物通过数媒实现海外输出，也带动了纸媒输出。出版走出去更加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利用最新的技术，载体正从以纸媒为主走向纸媒与数字媒体并举，走出去显得更立体、更鲜活。

实践蕴含智慧，历史昭示未来。在充分体会新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70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丰富的出版资源还没有充分转化为走出去的出版优势，对外出版物的有效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受众需求，出版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适应。

为此，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出版走出去的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增强出版物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出版物，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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