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版话儿

出版是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成果的全面记录。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东方民族冲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藩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各种惊涛骇浪和卓越努力，成为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之后，正稳步朝着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70年后，历史将忠实昭示共和国这段殷忧多难、动心忍性的卓绝历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历史全面记录的出版物自然成为这段伟大征程不可更改的最佳注脚。

依据中国版本图书馆建馆以来征集到的1949—2019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700多万种图书所著录反映的700多万条书目数据为样本，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版权年鉴》等数据，力图通过这些出版大数据勾勒、再现和佐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变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代出版业和新中国7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同向同行，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出版业是共和国经济社会历史进程的忠实反映，同时也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先导反作用于并推动促进了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在继承中国数千年传统出版业，近现代革命进步出版事业，尤其是党和军队在苏区和解放区新闻出版工作优良传统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70年来，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弘扬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主旋律出版了大批优秀出版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日趋规范化和精细化，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

1.整体出版规模持续扩大

70年来，图书出版整体规模持续扩大，品种数量、总印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78年的34.6倍和2.7倍，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年度出版的品种数量呈指数上升趋势，2011年、2012年图书出版品种数量增幅达到12%。自2012年突破30万种以后，短短5年时间就达到了50多万种，这是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的成果。正是这几年图书品种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出版规模在历经500多年后重回出版大国的位置，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不懈奋斗的结晶，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所创造的奇迹。（见图1）

图1 1949—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年总印数

从图书总印数来看，整体上升趋势中保持着间断性的调整。反映了图书的市场消费直接受到经济、政策、纸张供应等多种因素影响。但从单品种平均印数来看，最为显著的是60年代至“文革”期间，年度平均印数出现了明显激增，最高年份达到了110.43万册，是特定时代特定阅读需求的反映；1977年后，平均印数平稳下降，图书品种稳步上升、总印数持续增长，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图书从计划经济业态逐步向市场经济业态的转变，市场品种逐步多元、读者消费利益多样化、出版机构选题范围逐步拓展，可供消费的图书市场稳步扩容。近年来，数字出版高速发展、阅读载体日趋多元，纸质图书单品种销售明显下降；精品图书和一般图书市场销售分化明显，读者市场选择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见图2）

图2 1949—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年平均印数

2.重印再版率稳步提升

重印再版率是衡量出版效益的重要标志。当前出版业进入了“数量增长型”向“优质高效型”发展的新阶段，提高图书的重印再版率是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重印再版率指标，既可以反映单个出版社出版双效益实现的效果，也是检验整体出版行业阶段性存量市场是否发展健康的数据。

1950—2018年，我国图书重印再版率起伏波动。1950—1958年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新书出版，图书重印率直线下降；1958—1966年，国家起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大量课本的重印提升了重印再版率，1962年的重印再版率达到49.81%；改革开放后，图书重印再版率不断上升，特别是90年代，受教辅市场影响，图书重印再版率增速明显；2000年后，受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出版社仍保持“数量增长型”模式的影响，重印再版率略有小幅下滑；但从2012年开始，图书消费市场进一步增长，出版逐步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国家一系列资助精品出版工程推进，重印再版率持续提升，2018年达到52.40%，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点，既反映了我国出版业经过70年发展，出版了一大批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也反映了当前出版产业经过调整优化后正在形成的持续稳健发展的强劲态势。（见图3）

图3 1950—2018年图书重印率情况

3.出版机构规模基本稳定

1950年，国家作出《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提出了要把出版业作为新中国一项崭新事业来加速发展。国家成立了相关管理部门，统一全国出版事业，统一各项工作制度，陆续制定出版管理法规，调整公私营出版业关系，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旧中国出版业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格局，实行专业分工，1950年起，相继成立了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7年年底，全国出版社数量达到103家。“文革”期间，出版系统处于停滞状态，大批出版工作者被迫离开出版系统，出版机构减少近一半。1971年年底，全国出版社从1964年的87家减少到46家。改革开放后，出版业进入复苏发展的新时期，出版社数量急剧增加，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从90年代至今，出版社数量基本趋于平稳，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明确，基本形成了种类齐全、分工明确、业务多元的出版结构。（见图4）

图4 1949—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数量

4.出版能力不断加强

随着出版机构改革调整、出版转企改制的推进，出版单位的出版能力逐步提升、不断加强，图书出版量总量加大，年均出版量持续提高。1950年，出版单位年平均出书约58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出版单位年均出版图书128种，到2018年出版单位年均出版图书925种，出书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近15倍，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6.22倍。年均出版量的提升也说明了出版单位综合出版能力不断加强。（见图5）

图5 1950—2018年出版单位年平均出版数量

5.内容结构服务社会大局

从内容结构来看，按照中图法图书分类系统，图书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等五大部类，共计22个大类。

统计显示，从1950年到2018年，在出版整体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各年五大部类品种占比基本稳定中呈现出不同增减趋势。社会科学类图书品种占比最大，并有小幅度提升；综合类图书占比最小，且在明显增加。自然科学类图书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占比从2009年的25.99%下降到2018年的19.97%。（见表1）

从22个大类中选取出版品种最多的四大类来看。近20年来，文学类图书占比保持持续上升，从2000年的9.75%上升到2018年的15.01%，成为最稳定的板块。文教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是出版领域的核心板块，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基本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扩张、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文教类图书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期，近年来品种占比尽管波动明显，2000年为30.82%，2009年下降到24.58%，2011年回升至33.06%，近几年又维持在30%以上，但一直维持整体品种的1/3左右。经济类、工业技术类品种在基本稳定的趋势下占比略有下降，但同样是重要的核心板块，为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见图6）

图6 2000—2018年中图法四大类占比情况走势

6.人均图书消费量连续上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近14亿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结合7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情况看，年人均图书消费量整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18年年人均册数突破7本，人均7.17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2006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出版企业转企改制深度推进，市场供给能力得到加大释放，图书市场可供选择品种空前丰富，人均图书消费量呈现出连续上升趋势。（见图7）出版物作为知识普及的载体，对于普及科学、开启民智、促进技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

图7 1949—2018年我国年末总人口数量、年度人均图书量走势

7.图书定价呈平稳性增长

图书定价方式有成本定价法、印张定价法、理解价值定价法、需求差异定价法、随行就市定价法几种，国内大部分图书普遍使用的定价方式是印张定价方法。根据平均印张单价统计，1996年平均印张单价为0.96元，1997年平均印张单价突破1元，2016年突破2元，2018年为2.47元，是1996年的2.57倍。1996—2018年我国图书价格结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看，涨幅相对平稳，基本定于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我国出版物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供给属性，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但近年来由于环保政策的严格落实、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由于纸张材料和印厂缩减，2017年、2018年平均印张单价涨幅较高，直接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图书产品成本传导性影响。（见图8）

图8 1996—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度平均印张单价走势

8.对外交流日益多元开放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我国图书对外交流和外交政策基本保持了一致的发展态势，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到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出版界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少之又少。改革开放后，出版界对外交流大门愈开愈大，出版物作为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国际交流快速发展的最好见证。

从版权引进来看，2004年为10040项，2018年达到16071项，增长60%，平均年增长速度为3%。从版权输出看，2004年为1314项，2018年为10873项，增长72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5%，增长非常迅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与版权输出数量比例变化明显，2012为2.12:1，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缩小为1.47:1，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和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见图9）

图9 2004—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情况

从版权交流的对象来看，2004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其中美国占比40.52%，英国占比20.22%，德国占比5.02%，法国占比3.12%。到了2018年，美国占比呈现出不断的下降趋势，为30.07%；英国占比20.64%；德国占比5.25%；法国占比6.04%；日本占比上升明显，版权引进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见图10）

图10 2004—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国家和地区占比情况

值得关注的还有小语种版权，输出增长较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图书版权输出基本局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2004年以后，向欧美发达国家图书版权输出的力度明显加大，“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重大工程实施以来效果明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2018年统计显示，我国版权输出对象中，美国占比8.39%、韩国占比4.71%、英国占比4.38%、俄罗斯占比4.16%、德国占比4.00%、日本占比3.75%、新加坡占比3.07%、法国占比2.24%、加拿大占比0.95%，其他国家占比达45.88%，向我国港澳台地区输出图书版权为18.48%。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态势，特别是小语种版权贸易增长较快。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蒙古语、越南语、泰语等多种语言，《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中国梦与中国道路》被翻译成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见图11）

图11 2004—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占比情况

（未完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