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中国文化报 

近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公布了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遴选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本文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与社会化”方面案例，采访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对案例的典型价值、示范性进行解读，呈现其在促进城乡共享文化成果等方面的效能。

社会化：

创新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相关建设和运营，通过丰富服务供给主体、发挥各方专业优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十四五”时期，对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要求更高，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已成为重要目标任务。

在近日公布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中，不乏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新颖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多元的社会力量参与方式以及特色化、差异化的运营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项目不断涌现

典型案例是各地涌现出的一批创新项目，体现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带来的美好效应。

福建省晋江市打造的24小时城市书房，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文化项目，通过“政府主导、市镇联动、图书馆主动、社会力量互动”的共建共享机制，形成了联动共建、多业态组合的特色，让城市书房成为“不打烊”的市民公共文化空间，让阅读融入市民生活。

晋江市打造24小时城市书房

晋江市图书馆供图

每到晚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不少乡镇的文化广场都会响起朗朗上口的村歌，成为休闲娱乐的新潮流。博罗县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用音乐挖掘农村文化资源，引导社会力量以乡村为舞台、以农民为主角，为部分行政村创作村歌，打通文明实践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文化赋能以文美城打造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生态集群”项目，将打造新型文化空间与城市建设目标有机结合，植入人文艺术场景，推动城市空间形态、业态、文态加快蝶变。

社会力量参与形式日趋多元化

目前，全国各地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建设的不断实践与经验积累，探索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或企业投入、设立基金会等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在这些典型案例中，也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的“文化公益创投”项目在全国首创将公益创投创新机制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走出一条社会化助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创新道路。公共文化服务公益创投严把项目质量关，由第三方专业机构作为承办单位对各个项目进行设计辅导、问题督导、过程监测、成效评估，并为获选实施项目的文化类社会组织提供多次培训、辅导、咨询等综合性跟踪支持服务。2018年以来，总服务人次达20.25万，服务时长达1.62万小时，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引入200多个社会组织，培育基层文化志愿团队500余支，培训基层文艺骨干1万余名。

浙江省龙游县搭建了以百家站堂共建、百村赛事活动、百师千场培训为主要载体的“三百联盟”运作新体系，迭代基层文化阵地建管用育新模式。在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社会化运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社会化服务范围，开展农村文化礼堂“站堂联盟”社会化管理，各文化公司选拔、村组织评议、文化体育部门公示一名“文化村长”，把文艺培训、活动策划、文艺队伍组建等工作做出亮点，探索出一条“花钱少、方法巧、效能高、服务广”的工作路径。

运营模式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近年来，很多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打造了包括整体运营和项目运营、政府购买运营和政社合作运营的多元融合模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东城区27院儿”，通过升级公共服务设施、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等有效措施，每周开展至少8场公共主题活动，成为社区居民乃至全城文艺爱好者分享交流、寓教于乐的空间和平台。秉承“以艺术推动社区发展”这种全新的社区营造理念，运营方北京ONE艺术创意团队通过丰富多元的内容与灵活多变的空间整合，将“东城区27院儿”打造成为物理空间的“文化磁石”，吸引老人、年轻人、青少年争相成为参与者。

“东城区27院儿”以社会化运营激发城市街区文化活力

“东城区27院儿”供图

上海的“我嘉书房”是社会化合作模式创新运营的多功能、自助化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兼具24小时自助图书室、文化交流休闲空间、志愿者服务站等多元功能，探索实践了“政企合作、资源共享、文化增值、百姓受益”的运营模式。

数字化：

搭起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高架桥”

可以静静品味一本好书，可以参加丰富的培训课程，还可以尽情体验数字化和智慧化的便捷，过把科技“瘾”……这是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以“一书房一主题一特色”理念打造主题图书馆矩阵所呈现的效果。

在近日公布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中，一批体现智慧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受到业界关注。

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则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服务方式。202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

数字化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指标和重要方式，不仅有利于培养新时代的文化生活方式，也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

多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不断探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径，将公共文化服务与基层社区治理紧密结合，与街道重点工作和地区社会资源结合，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社区管理和服务，形成了“文化+党建”“文化+智慧”等模式，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成为“文化+”社区管理的智慧化与精细化的重要一环，以此推进社区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湖南省长沙县把兼容性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作为重点，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数字资源全覆盖和线上直播、互动等形式，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可以在线上听文化讲座、参加艺术培训，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缺席”，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数字技术的更新升级，常常能够带来跨界融合的更大可能性，从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深圳市盐田区巧妙地将人、书、馆、城融合在一起，构建高品质的智慧书房服务体系，将智慧图书馆、读者服务、文化展示等功能集成，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读者需求的精准匹配，构建多元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同时，充分利用不同人文生态环境特点，将阅读与旅游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阅读、学习和交流的多元复合空间，不仅颜值在线，更以“智慧”惊艳了众人。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红色精神谱系专题馆

盐田区图书馆供图

江西省分宜县融媒体中心通过数字化手段深入推进新闻出版、文化传媒和网络视听产业的融合，实现了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和数字文化创新的有机结合。

湖南、上海、广东等地村镇还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将公共文化服务与当地旅游、商业、教育等领域发展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品质。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不仅需要设施设备等硬件配套，更需要思维理念等软件更新。此次发布的51个典型案例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更加意识到，数字化技术的加持只是一个层面，要通过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还需从制度、技术、人才等方面入手，打造智慧化、数字化、社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同时，还需要加强各地的合作与交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发展，让数字化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高架桥”，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更加适应现代化要求

助力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以人民为中心，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和承诺。公共文化机构遍布城乡基层、群众文化直接面向群众，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优势。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推进至基层“最后一公里”，需要发挥所长，尽其所能，讲求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近日发布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中，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和社会化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显著的落地成果，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趋势。

向人民群众提供更现代、更高效、更具“科技含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在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肖鹏看来，此次典型案例的遴选聚焦基层，本身就值得鼓励和点赞，这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不同地区都能够从典型案例中找到可参照的模式、可借鉴的经验、可学习的范本，能够汲取发展信心和动力。”肖鹏认为，基层与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前者强调“飞往寻常百姓家”的覆盖面，后者注重场景化、特色化的呈现力。而两者相同的是评估标准：作为一种渗透性服务方式，数字化在城乡公共文化领域越趋于日常化，证明其发展越成熟，其连接赋能聚合的特点越显著。这也意味着，功能强大的数字化不是一日之功，而要循序渐进、长期探索、不断创新。

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肖鹏特别提到，这批典型案例对地方政府和相关文化机构的重要启发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不一定要做得“高大上”，还应追求“深广精”，要符合地方发展实际，解决具体问题，坚持效能导向。无论是建体系、搭网络还是做平台，数字化都不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是思维上的突破，要在关注技术之外，更重视培养人才，发挥好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人们的数字化应用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51个典型案例中，有15个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占比高达30%，显现了社会化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馆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沈泉生分析，所涉及的社会化案例中有12个是政府购买运营管理服务。不难看出，当下不少地区的基层政府部门把购买服务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途径。社会力量参与对人员设施相对匮乏的乡镇和村、社区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在顶层制度设计、业内思想认识、跨界政策配套、行业标准规范、社会力量培育、地区发展差异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肯定发展成果的同时，沈泉生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不仅是文化部门、文化类社会力量的事，也是一项多部门、多维度、多学科的综合性工程，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开放的机制，既要避免将服务职能不加区分地“一包了之”，又要避免缺乏监管考核的无序“外包”，更要杜绝包给不够专业的机构或组织。“政府购买服务只是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之一，还需进一步开拓创新。未来，高质量的服务社会化应该是高责任的采购主体、高素质的承接主体、高品质的服务产品、高水平的监管机制和高效能的服务交易体系同时‘在场’的结果。”沈泉生说。

“我们应该格外关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份关注不仅要考量功能提升，更重要的是思考价值意义，要将之摆进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要把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大方向。从这一层面来看，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和社会化在基层的发展，使命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甘久航认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和数字化要更加强调引领性，更加适应现代化要求，找准需求点和突破口，提高站位，更新理念，适时切换服务模式，努力在系统化、网络化、体系化方面做文章，持续滋润乡村文化，激发群众文化活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要着力提升效益的综合化，通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社会化真正纳入社区和乡村治理大盘，彰显其对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甘久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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